第一百五十章 不懂

务上备受刁难,并曾在伯爵府贵族聚会上受辱等等情节。歌德多方收集材料,并让凯斯特纳把耶路撒冷的书信以及向他借手枪的字条统统邮寄给他,同时索回他自己这一年间写给友人的信函,准备着手创作。耶路撒冷之死成为触发歌德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动因。但是此时他还没有非马上奋笔疾书不可的强烈写作欲望。过往的一切还在继续发酵。他在酝酿着,似乎在等待一个令他不吐不快的时机。过了一年又三个月,1774年1月,年轻的玛克西米莉安妮听从母亲安排,嫁给已有五个子女的鳏夫法兰克福富商勃伦塔诺先生。她迁来法兰克福。歌德去探望玛克西米莉安妮,两人一如既往地交往,“不逾矩”。情况似有演变成韦茨拉尔那种麻烦局面的趋势。但勃伦塔诺先生不是凯斯特纳,他不能理解和容忍歌德,干脆不许歌德登门看望玛克西米莉安妮。歌德受辱,顿时明白了耶路撒冷何以竟然决心殉情。让他欲罢不能的这一刻终于来临了。2月,他闭门谢客,在四个星期里写完《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书信体小说。多年之后,说起这部小说的创作,歌德说他“在心里构思很长时间,随后,就像受神灵启示似地产生了”。他“夜游般的创作[……]相当无意识地”。“事先未曾写下全书的大纲或某一部分的处理方法,成稿之后,几乎没有发现有什么需要修改的。”

正如歌德所言,《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有大量出自“自己心胸中的东西、大量的情感和思想”。歌德创作这部小说,有很深厚的生活积累。书中大量的细节采自歌德的生活譬如,1772年8月28日歌德生日,喜获夏绿蒂赠送蝴蝶结,为夏绿蒂绘制剪影,读荷马史诗,译莪相之诗,甚至相约死后还要相认的谈话,也是歌德的亲身经历[5];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或许因此有人说:维特是歌德。但维特毕竟不是歌德。歌德与维特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歌德是奋发有为的,富有创造力的,他毅然决然离开夏绿蒂,去开拓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一味沉溺于失意与伤感。维特和他自不可同日而语。艺术源于生活,又不是生活的复制品。《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人物形象,无论是维特、绿蒂或阿尔伯特,都可以找到当时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人物,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原型人物,总是又像又不像,不能把作品中的“这一个”和生活中的人物原型画等号。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青年歌德重要思想和生活经历的艺术化概括,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歌德否认维特与时代有关,说维特的阴郁心理只缘于个人的特殊遭遇。这当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朱光潜先生说:“个人不能脱离一定的时代、社会和阶级而超然悬在真空里。歌德的看法,正代表着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正开始流行的个人至上的个人中心观点。”事实上,维特的“跟着情感走”、力求拥有广阔的个人自由空间、泛神论的观点和颓废轻生,这些性格特点都不是维特一人特有的,而是狂飙突进一代青年精神风貌的时代印记。此外,资料显示,书信体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当时也是相当流行的,而不是罕见的个别现象。

《少年维特之烦恼》于1774年秋天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它可以归入爱情小说一类。爱情是这本小书的主题和描写的中心,但它所写的远远不只是爱情。它写的是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和命运。失恋的痛苦和怀才不遇的苦闷是导致维特自杀的主因。二者都是不同时代和地域的年轻人可能遭遇的,因此不难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中间引起共鸣。小说虽着力描绘男主人公情场失意的痛苦,却“言情而不及性”,绝无低俗猥亵的涉性描写。这本小书中诗情画意的场景不胜枚举。语言是极优美、优雅的散文诗式的语言,激情四射,文采飞扬,极富表现力与感染力。二百多年来,这部经典名着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对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进行探讨、分析。书中同步描画主人公的情感、心理变化与自然界的季节景物变换,二者相互映衬,独具匠心,历来备受评家称道。

作为文学人物形象,维特是一成功塑造的典型。维特有其可爱处,也有许多不可爱处。说他是革命青年,或许是出于对经典名着的敬畏,但不靠谱。西方文学史家通常把维特所代表的颓废倾向称作“世纪病”,把维特视为“垮掉的一代”的前身。歌德晚年谈到《少年维特之烦恼》时说:“自从此书出版之后,我只重读过一遍,一看到它,我心里就感到不自在,深怕重新感到当初产生这部作品时那种病态心情。”

“病态心情”,不错,这就是维特性格的关键词。

感谢编辑热情恳挚的敦促与支持,使这本小说得以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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