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5章 宫中间谍

可叹也。夫仁者治于为乱，知〔智〕者见于未形，朕为此禁，所以戒其未然耳。”[5]（卷一六三，洪武十七年秋七月戊戌，p2523）

朱元璋自述得明白，该禁令的要害在于防“宦寺与外臣交通”，“夤缘为奸”，可在后人的解读中，却转义为禁止宦寺干政，成为支持“禁说”的法律依据。

也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情来分析这条敕令。其实就在这道禁令颁布前三个月，朱元璋刚刚对内监品秩及职掌进行了一次大的更定，将内府首监“内使监”更名为“内官监”，还提高了它的品级，[5](卷一六一，洪武十七年四月癸未，p2501)这显然是强化内官地位的措施。原因很简单，自洪武中期以来，朱元璋迭兴大狱，一连串惨酷的政治事件接续发生，当外廷斗争加剧，政治压力急剧上升时，朱元璋不得不加强自己的“羽翼”以予承受。但既加强之，何以又旋即公布上述禁令？这表明朱元璋对任何一种权力集中的自然疑惧，他并非毫无顾忌地使用宦官，他更害怕宦寺与外臣交通作弊。若一定要把此令引作禁止宦官干政的证据，立论实为乏力。

明代人对宦祸的痛恨总伴随着对太祖严驭宦官的怀念，沈德符在其名着《万历野获编》中有这样一段话：“太祖旧制，内臣出外，非跟随亲王驸马及文武大臣者，凡遇朝廷尊官，俱下马候道旁，待过去方行。今叙者（按指无官职的阉人）值部阁大臣，俱扬鞭直冲其中道矣。”[8](卷一三，《礼部#8226；旧制一废难复》，p353)类似记载常见于明人文集，以抒发对宦官昔日之卑、今日之横的感叹。其实它不过又是一条误读。考洪武二十年十月勅修的《礼仪定式》。